法家亡秦论揭示了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不能确保秦国长治久安的必然命运，蕴含着对法家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批判。

【关键词】形式主义理性法律实体主义法律实用道德主义中国的法律思维方式实践理性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认为法律应该是纯粹形式主义理性的，由法律逻辑整合为一个统一体，而不该让外来的道德价值掺入，否则将会成为实体非理性的法律。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14a，第3卷，序：001-007） 这里我们还需要特别强调，韦伯所论述和代表的主流形式主义法律绝对不是西方法律思想唯一的重要法学传统。

例如，欺诈性地将他人的土地房屋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出售（盗卖田宅）、侵占他人田宅、（子孙）盗卖祖遗祀产等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惩罚。那样的思维显然不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法律体系或文明的主导思维。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272-279。（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1卷，总序：013-016）又譬如，在叙述中国的政治体系时，他提出了世袭君主官僚制的混合体概念（混合其世袭君主制patrimonialism和官僚［科层］制bureaucracy两个理想类型），但同样没有加以详细说明，并且最终仍然强调了其实体非理性。这一切都和现代西方法律中个人具有几乎无限制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十分不同。

这等于是整个离婚法体系的一种去道德化，加剧了人们，尤其是城市的青年，在婚姻态度上越来越漠视道德观念的倾向。毛泽东，1937，《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8] 路边摔倒的老人讹诈伸手帮扶的好心人，已经成为一种多发的现象，兹不一一列举。

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如何, 相结合？ 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73]其后，一系列限制王权、确认臣民权利的法律陆续诞生，前后绵延近五百年，集中展示了英美模式的上述特点。[40]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发布革新、变法上谕。换言之，法治是一个侧重表达国王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范畴，即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而国王在法律之下。

美国人的策略就是，凡是你能造的，成本比我低的，我干脆就不造，而我要造的就通常是你不能造的，或者你能造但质量比较差的、科技含量也比较低的产品。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法理派以沈家本、杨度等人为代表，主张用西方近代法治原则指导立法。（2）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42]还指出：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的说，我国是农民大国，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识淡薄，无法实行民主。

可以说，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将严重违反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就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有机结合。[70] 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7页。人类的经验还证明，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而是意味着，即使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具有最高权威的国王也不能具有绝对的权威，他是最高的统治者，可以统治别人，同时也受某种公认的规则的统治，是被统治者。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已经成为公认的区别人治与法治的标准了。他在1897年就认识到，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

实行法治就要摈弃人治，实行人治就会废弃法治。[14]明明知道法之不行，自上坏之，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将法作为治人之具交到君王手中，任其作弄，法家以法为本的梦想最终未脱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15]的人治路数。

自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强调法治[①]的重要性开始，法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不断得到强调，迄今已经30多年了。只有根据这一规定精神，切实纠正司法工作的高度行政化、政治化倾向，司法工作才有公信力，我国的社会治理才能最终走出塔西陀陷阱。因此，设计一种具有如下特点的法律制度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了，这种法律制度的内容应当调和彼此利益的对立，其程序则应当使几乎每个人认为服从这一程序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他偶然寻求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经过60多年的反复探索、碰壁，最终认识到，只有实行民主法治，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69] 钱穆著：《文化学大义》，台北：台湾中正书局印行，1981年，第3页。在这里，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从事我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只要完成了我所从事的工作，我就可以走人。

博登海默将道德规范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如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36]到1959年初，要人治，不要法治的口号已广为流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开会日期和程序越来越不正常，国家的许多重大事项也不再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立法工作陷于停顿。

报告重申了十六大、十七大确定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道路，并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静态的体制角度而言，这是中肯的分析。

在德国，颇为经典的事件是威廉一世尊重法院判决的波茨坦磨坊故事： 1866年10月13日，刚刚在对奥地利七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普鲁士大公国的威廉一世临幸他在波茨坦的桑苏西宫。以德治官的文化基础是传统的清官精神，包括守道、爱民和无私等要求，[61]规范依据则是党规党纪，如《党章》中对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7条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的规定，[62]关于《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八个禁止52个不准的规定，等等，都是高于社会公德的干部道德。

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推动王朝更替的新生力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市场看，中国、南美来的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较高，但价格却比较低廉，也常常遭到所谓的反倾销起诉，而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则比较隐性，因为很多的科技产品看上去是中国、南美造的，但是其核心部件、关键部件却是美国造的。就在《决定》出台前夕，有人刻意强调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⑤]似乎是想给法治的必要性打折扣。还有人担心，实行民主，社会就会乱，等等。

在何启、胡礼垣、梁启超看来：民权为强国之本，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参见百度百科，干部道德词条。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41]再比如，1979年6月，他又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

关于法治与人治孰优孰劣的争论，最早见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之间。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认为，自然法来源于上帝，是上帝的意志。

重申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但法学界有少数人采取一分为二的立场看待人治与法治，认为人治与法治各有利弊，提出了法治人治结合论[⑦]和法治人治取消论[⑧]两种观点。参见［美］L.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年，前言。1945年，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谈话。

[29] 参见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此后 ，明治天皇重用主张限制天皇权力的伊藤博文赴欧美考察宪政，起草宪法，推行民主法治。

如果你有本事，老板就会赏识你，就会用你。从宏观角度来看，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因素密切联系，形成另一个有机系统。

这种情势，严重损害了司法工作的公信力。[18] 此处所引证的是时任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的观点（参见《正确看待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瞭望周刊》1987年第5期，第10页）。